專欄文章

https://news.stv.tv/east-central/bin-lorry-driver-who-killed-boy-cycling-to-school-given-unpaid-work 今日做live 時講過, 但為方便大家share, 再出一個文字post。 11 歲香港男孩2024年3月1日喺愛丁堡被後退中嘅垃圾車撞到當場死亡, 當事人司機認罪後被判133小時社會服務令及停牌12個月。呢單係一單令人傷心的新聞, 但呢兩日見各港人page 留言一大堆 「一條命值淨係值133個鐘?」、「一條命, 但監都唔駛住, 英國真係得啖笑」、「香港人撞死英人就坐監, 英國人撞死香港人就唔駛坐, 擺明歧視啦」、「香港人去到邊都係三等公民」。 雖然呢單新聞真係好慘, 但悲情還悲情,...

為 BNO 平權而設的眾籌已經正式啟動。正如我之前所說的，在憂慮來自中港政府和英國政府的壓力之外，更需要警惕來自香港同路人的雜音。 果然不出所料，眾籌才剛開始，其他一些香港人的組織就緊隨而至，仿佛如影隨形。或許是我多慮，但也有友好的組織對此感到不解。新聞媒體的職責，應該是鼓勵大眾訂閱自己的內容，而不是發起眾籌。從商業的角度來說，如果新聞平台想要開拓新的計劃，也沒有必要用眾籌這種方式，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需要這麼著急去做的。不過我也告訴我的團隊，這沒什麼關係，友好的組織明白我們在做什麼就可以了。行動，勝於空談。 更令人覺得可笑的是，竟然有人說：「短短兩日就籌到超過一萬英鎊，對於我們的社群來說，實在是太快了。有人懷疑，是不是有人自己捐錢，藉此提高可信度。」 或許，這些自詡能夠代表香港人的人，對於 BNO 平權在香港人心中的真正意義，其實並沒有真正理解。 平權的真諦，絕不僅僅是渴望得到一本完整的國籍護照，更是一種對歷史公義的呼喚。正如我之前所說的，在中英談判的時候，香港人沒有任何發言權，自己的命運完全無法掌握。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完全清楚，當年英國為什麼要對中國一再退讓。只有通過民間不斷的努力和懇切的訴求，才能夠促使英國政府正視過去的錯誤，還給香港人一個公正的交代。 我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候開始行動？因為我一直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那就是英國政府在香港事務上出現紕漏的時候。 過去的二十八年，英國政府一直努力地宣稱「一國兩制」運作良好。直到 2020 年《國安法》頒布之後，他們才知道再也無法自欺欺人，必須為自己歷史上簽署了一份沒有保障香港平民權益的聯合聲明負起責任，所以才推出了 BNO 簽證。BNO 簽證的政策不斷放寬，我們本來也沒有提出平權倡議的契機。直到工黨政府提出要修訂關於香港的引渡條例，英國再一次企圖出賣香港人的利益，這正是我們提醒英國政府正視歷史的時機，從香港被移交的始末緣由說起。 我為什麼選擇用法律途徑來爭取平權？因為法律是我擅長的領域。天地萬物，各有其職，芸芸眾生，各有所長。想要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就應該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裡，竭盡所能，這樣才能事半功倍。我不會發起街頭抗爭，並不是我不支持，而是我力有未逮。雖然我信奉佛教，但是也可以借用天主教的一句話：造物主創造萬物，使每個人都如此獨一無二，即使是科學家也無法完全解釋其中的奧妙。這就是造物主的偉大，讓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互相彌補不足。...

工黨政府近來打算修改引渡條例，整件事猶如2019年香港修訂《逃犯條例》般，充斥著誤導，並且醜陋地再一次想無中生有地歸咎於保守黨。這讓人不禁質疑，歷史是否總是不斷重演？ 工黨聲稱，將香港從《2003年引渡法案》的第二類別（Category 2）移除，即是將香港歸類至「與英國沒有正式引渡協議的地區」。所以，他們宣稱，這實際上是將香港與中國及北韓放在一起，因此審批門檻更高，大家無需擔心。這番說辭，聽起來似乎滴水不漏，實則暗藏玄機。 然而，細讀《2003年引渡條例》第70條第6款便可知，如果香港政府依照規矩提交一個引渡請求，那麼這便是一個有效的請求。如果有一個有效的請求，那麼英國法庭可能（may）在考慮了相關要求引渡罪行和證據後，發出臨時逮捕令（provisional arrest warrant）。後續從第71條開始的五十多個條款，則詳述了整套引渡流程，礙於篇幅，在此省略。若有興趣，可參閱英國政府網站，其有詳細說明整套引渡流程： https://www.gov.uk/guidance/extradition-processes-and-review#:~:text=When%20an%20extradition%20request%20is%20made%20to,appropriate%20authority%20on%20behalf%20of%20that%20territory。 網站內容提及，法官要作出引渡命令，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The judge must be satisfied that the conduct amounts...

我時常關注香港法律同業的動態。儘管得知部分香港律師已取得英國執業資格，然表面看來，香港法律界似乎尚未受到顯著衝擊。 猶記離開翁余阮律師事務所時，我曾向香港的舊同事探詢，公司營運是否受惠於「專才計劃」影響。畢竟，香港經濟曾受惠於中國大陸的發展。然而，他們卻淡淡地說道，如今專才來港已鮮少置產，現在那些專不問港府給予些許福利，日子恐更難熬。事務所的營運，也僅能勉強應付開銷。當然，又有多少人會在生意興隆之時，坦率地宣告自己荷包滿滿呢？然而，那些表面上的繁華景象，是否掩蓋了香港正在經歷的結構性轉變。 我對香港的印象仍停留在五年前的光景。雖知香港經濟不景氣，然2003年「沙士」疫情肆虐時，情況亦不遑多讓，但終究挺了過來。然而，如今的香港，似乎面臨著更深層次的困境。那時的危機，是突如其來的疫病，而現在，卻是緩慢而難以察覺的經濟侵蝕，以及對未來前景的迷茫。 直到近日，新一批申請 BNO 簽證抵達英國的港人，坦承自己曾是「藍絲」（親建制派）。他們過去或許深信，只要與北京保持一致，香港就能繼續繁榮。然而，在「香港已難以餬口」的現實逼迫下，他們不得不遠走他鄉。這群人多半從事商業活動，深信是學生和反政府陣營破壞了香港的經濟，只要俯首帖耳、安分守己，便能持續享受繁榮穩定。他們的經歷，正是一個諷刺的縮影，證明在政治高壓下，經濟繁榮終究只是空談。 疫情後所期盼的通關，並未帶來殷切期盼的自由行消費。過往，內地遊客的湧入曾是香港經濟的強心針，然而，隨著內地經濟的崛起和消費習慣的改變，香港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以前會留港消費的香港人移民了，就算留港，經濟稍寬裕者亦紛紛前往日韓旅遊。過往北上消費的港人雖依舊如是，然留守香港者卻選擇離開。這背後的原因，不僅僅是經濟考量，更是對香港政治前景的憂慮。 早前閱覽財經新聞，得知香港的律師收費位居全球之冠。我不禁思忖，或許香港的經濟並非真如傳聞般糟糕。各行各業的收費，應能一定程度地反映經濟水平。然而，隨後卻又看到不少香港零售業者叫苦連天，控訴中國大陸網購平台的傾銷策略，導致香港消費者不願至實體店面消費，倒閉者眾，降價求售者亦不在少數。看似消費者似是受惠，然這真的是香港的福祉嗎？ 這不禁讓我想起十餘年前，便有人一語道破的真相：所謂的「五十年不變」，實乃冀求中國大陸趕上香港的水平。然此目標從一開始便不切實際。以當時中國大陸十一億的人口，對比香港六百萬的人口，想要提升十一億人的生活水平何其困難？反之，拉低香港的水平顯然容易得多。而這，正是香港目前正在經歷的過程。 或許諸位認為，北京當局不願落人口實，接手香港後自當經營得有聲有色，方能彰顯其較英國更為卓越。抱持此種想法的人，或許對中國的理解不夠深刻。香港固然是中國走向國際的重要契機，但比起國際地位，北京更在乎的是其極權統治是否會受到威脅。回顧歷史，1989年的六四事件，便是一個血淋淋的教訓。為了維護政權穩定，中共可以毫不猶豫地犧牲經濟發展和國際形象。 因此，即便中國大陸經濟持續增長，最終仍須開放人民出國，方能在政治及經濟上有所平衡（試觀蘇聯、美國，當經濟發展至一定程度，國家不能僅依賴國內的自給自足，必須仰賴進出口貿易，方能達成經濟的持續發展與穩定）。然而，在極權統治下，經濟發展始終是服務於政治的工具。 當大家真切感受到「賤物鬥窮人」的窘境時，方才領悟通縮的真諦。物價雖跌，但薪資亦將隨時間遞減。大家看到國泰航空聘用大陸籍機師，應當警覺香港各行各業也將面臨大換血，香港人真正被殖民的進程，已在不知不覺間啟動。而事實上，這更意味著，香港的高薪時代恐將被大陸經濟所取代。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文化和和身份認同的衝擊。香港的獨特文化，曾經是吸引全球人才和投資的重要因素。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這種獨特性正逐漸消失。港式用語逐漸被取代，本土文化活動受到限制，甚至連粵語都面臨生存危機。 或許「藍絲」不相信一切皆有劇本，早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初，香港人的命運便已大致底定。他們或許認為，只要不觸碰政治紅線，就能繼續安穩度日。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個人的力量在時代洪流中顯得微不足道。只是，有遠見且有膽識力挽狂瀾者，始終是少數。或許最終，也未能阻止既定劇本的推進。他們對香港的認同，或許源於一種對經濟繁榮的依賴，卻未能意識到，真正的根基在於自由和法治。 要理解今日香港的困境，我們必須回溯歷史。香港在1967年暴動後，方才著重教育，例如推行更普及的教育和考試改革，試圖透過提升人民的質素來鞏固社會基礎。1967年的暴動，源於勞資糾紛和社會矛盾，但也反映了當時香港社會對殖民統治的不滿。港英政府意識到，要維持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發展，還需要提升人民的教育水平和社會福利。 當時的中方與英方官員皆是見多識廣之輩，他們心中各有盤算。英國希望在撤離香港後，仍能維持其在亞洲的影響力；而中共則渴望收回香港，向世界展示其崛起的力量。他們之間的博弈，決定了香港的未來走向。只是，香港的政界人士多半缺乏遠見，抱持著大中華情結。他們或許真心相信，香港可以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橋樑，卻忽略了在極權統治下，香港的獨特性終將被磨滅。香港從擺脫黑金政治到經濟起飛，僅僅歷經短短二三十年，教育與人民質素卻未能趕上經濟發展的腳步，以致社會對民主和自由的認知，未能充分鞏固，為日後的政治動盪埋下伏筆。例如，當時的教育體系，雖然注重知識傳授，卻較少培養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使得香港人在面對政治變局時，難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 這也導致了1997後成長的一代，在發現一切時已為時已晚。他們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成長，卻眼睜睜地看著香港的自由空間逐漸萎縮，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迫感。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正是這種壓迫感的集中爆發。然而，這些抗爭最終都未能改變香港的命運，反而加速了北京對香港的控制。 因此，僅有極少數的香港人想到向英國究責。他們或許認為，英國早已對香港撒手不管，向其問責也無濟於事。然而，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因為上一代香港人連自身國籍身份也搞不清，更不瞭解《中英聯合聲明》是中英兩國皆須承擔責任的文件。英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人權自由。然而，在香港的自由空間不斷萎縮、人權狀況日益惡化的今天，英國是否盡到了其應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