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身為法律專業人士，凡事講求證據，理應崇尚實證科學，遠離怪力亂神。此乃許多人的固有認知。然而，何謂科學？科學，乃是一種系統性的探究，透過可檢驗的解釋與預測，構築並組織關於宇宙的知識體系。它與「套套邏輯」（循環論證）截然不同，後者以預設的結論作為前提，無法提供新的洞見或可驗證的資訊。盲目地斷定某些事物存在與否，皆可視為一種迷信。本人雖信奉密宗，然對其他宗教亦抱持開放態度；雖不盲信陰謀論，卻也將其納入思考分析的範疇。當我們企圖掙脫命運——亦可解作天生性格——的束縛時，首要之務，乃是將思維置於命運之中進行審視。 世越號、馬尼拉人質事件與大埔火災：一場社會病理的對比 大埔火災事件爆發後，我第一時間回想起香港上一次遭遇如此慘痛的災難，究為何時？不少人將此與嘉利大廈火災相提並論，因兩者性質相近。然而，我個人更傾向於與馬尼拉人質事件進行對比。嘉利大廈火災確實涉及人為疏忽，釀成慘劇，但其事後應對之方，卻使九七主權移交後的香港相形見絀。姑且不論國安法所造成的噤聲效應，九七之前，香港設有眾多民間應變小組協調災後工作；此次大埔火災，卻見市民自發捐贈物資，隨後更因「關愛隊」的介入而導致官民互信危機。整體社會面貌，顯然較九七前有所倒退。 馬尼拉人質事件在香港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傷痛烙印。港人透過電視直播，眼睜睜目睹菲律賓警方之無能，令人質無辜犧牲。當時香港已開放自由行，我清晰記得，香港本地居民與內地遊客的反應呈現出極大的反差：港人凝視新聞畫面，為之垂淚；而內地遊客則在餐廳中繼續開懷飲食，街上購物者亦未改其樂。此次大埔火災亦然，真正港人紛紛響應捐贈物資，而部分人士卻忙於詐騙捐款及盜取物資。此並非意圖詆毀某族群，僅欲闡明，在大型災難面前，若缺乏歸屬感，便難以產生真摯情感。無論國民教育如何推行，情感始終源於內心。領導人的反應亦是一個值得對比的觀察點。馬尼拉人質事件發生時，時任特首曾蔭權立即致電菲律賓總統交涉，卻遭國家領導人斥責：區區一個特別行政區首長，何有資格與他國元首通話？而今大埔火災，卻再無人能為香港人發聲。馬尼拉人質事件與大埔火災一樣，問題皆源於貪腐。只不過，前者是港人因他國貪腐而受害，如今卻成為自身境內貪腐的犧牲品。然貪腐從來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問題從來都根植於制度。 已有不少人提出此次大埔火災與制度相關。礙於文章篇幅，本文不予深入論述。本文欲帶出另一點，即大埔火災也令人聯想起獻祭。對於獻祭之說，本人抱持開放態度，蓋如文章開篇所述，將某些觀點納入思考範疇，有時能獲致更深層次的洞見。大埔火災後，民間有三個問題引人深思：第一，是否與獻祭有關；第二，是否與選舉有關；第三，會否引發新一波移民潮。選舉議題篇幅甚鉅，故本文不予深入探討。而獻祭與移民問題，令我憶起南韓於世越號事件後，曾掀起一股對邪教議題的關注熱潮，並伴隨而來一波移民浪潮。世越號事件是否真與邪教獻祭相關？已有諸多證據指向當時總統與邪教之間的關聯。然而，香港人為何將火災事件與獻祭連結？實則將韓國的民生困境套入香港現狀審視，便能理解港人對政府的不信任程度，已超越單純的陰謀論範疇。陰謀論或可解釋為，相信政府為推行鐵棚政策而禁止竹棚搭建，進而策劃此場大火，然其背後通常有理性得益作為支撐論點。然而，邪教獻祭之說，已然超越理性範疇，以生命獻祭所獲之利益，無法進行實際的比較與量化。當人民深信政府以生命作為獻祭，實則是一種警示：人民已不再相信政府能理性行事。韓國邪教文化得以壯大，根源於南北戰爭後人民普遍疲憊的心理狀態。韓國人崇尚美國文化，並長期以日本為假想敵，故此，以基督教名義在韓國傳教的教派便易於崛起。此情境與2019年後的香港頗為相似：人民歷經社會運動、疫情及國安法的恐懼，對港人而言，相信邪教及獻祭的存在，反成為一種宣洩壓力的出口。 制度困境與移民抉擇 世越號事件後，韓國政府打壓調查，致使人民對政府制度失去信任。同樣，香港政府試圖利用國安法，令那些質疑火災與制度相關者噤聲，然此舉最終亦會導致部分人士失望，進而決定移民。世越號事件後，韓國曾出現一波移民潮，相信大埔火災亦將如此。事發後一兩日內，社交媒體上已流傳多篇文章，文中大意是：原以為可多賺幾年錢再行移民，未料民主之缺失，絕非僅僅少發幾句牢騷那般簡單，實則危及性命。政治運動自古以來，皆需人類付出犧牲方能覺醒，進而提升至更高層次，區別僅在於，究竟是法國大革命般慘痛，抑或如天安門事件般，無數人白白犧牲，卻未能獲得平反。「多賺幾年錢」是不少選擇留港者的常見說辭，因此，不少已移民的港人會認為留港者此乃咎由自取。在Threads等社交平台上，不時可見移民與留港兩派互相攻訐。因為每個人都想證明自己的決定是正確的，若自身境遇不盡如人意，便只能藉由證明對方之錯誤來尋求慰藉。 離散港人與在港港人：誰能代表誰？ 事實是，留港者的境況亦不盡理想，他們冀望透過移民港人境況不佳來安慰自己並未選錯；同樣，移民港人也未曾過上預期中的美好生活，反覆後悔自己的移民抉擇，他們只能透過香港日益惡化來證明自己當初的選擇無誤。然不可否認的是，移民後的港人確實能更為暢所欲言，而留港者因懼怕國安法，已然開始以內地模式進行自我審查。因此，移民港人彷彿認為自己有責任代在港港人發聲，認為在港港人所不能為者，應由他們代勞。此舉反而加劇了留港與移民港人之間的分歧。留港港人則認為，既然已選擇移民，何必多管閒事？故網上最常出現一句「拜託，走了以後就別再回來」。並非在港港人不想擁抱民主自由，而是當他們身處其中，移民港人並未經歷他們所承受的一切，此刻發聲，又能提供何種實質幫助？ 何謂真正的堅強？ 此次火災亦然，不少海外港人組織紛紛發起悼念活動，同時呼籲尋找真相。然事實上，真相為何，大家心中其實自有答案，對於事件的始末，早已心知肚明。身處海外，高聲疾呼要為大埔火災尋找真相，請問除了高喊口號，諸位尚能做些什麼？在尚未真正幫助到香港人之前，恐已落入國安法的圈套。這並非要求大家自我審查，而是期盼大家能深思熟慮，在恰當的時機，做正確的事情。若國安宣稱「以災亂港」，而港人組織在海外卻呼籲尋找真相，此舉無異於正中下懷，讓在港港人情何以堪？他日若真有需要尋求專家協助，亦恐被冠上「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若移民港人未能拿捏言行的分寸，那麼香港人日後與非香港境內人士溝通，便如同內地人般，需使用暗語。這果真是大家所樂見的嗎？ 在此時刻，我們香港人需要堅強。堅強並非不流眼淚、毫無情緒，而是不應被情緒所牽引。此刻受影響最深的，無疑是在港港人。無論他們因何原因未能移民，這都是他們的選擇，我們無需加以批判。香港人的命運將會如何？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走出命運的困境？首要之務是將那些此刻渴望遠離災難者，帶離現場。身陷災難現場之人，無法拯救同樣身處困境的其他人。悲痛過後，往往會轉化為憤怒，然憤怒並不會將思緒引導至正確的方向。我們必須先正視問題，檢討方向，而後修正步伐，方能踏上正確的道路。 有關平權文章： 就讓我們提醒工黨中英聯合聲明的真正意義殖民與通縮 被遺忘的香港人 以及一場遲來的問責在英港人的平權之路 從提問與獨立思考啟程BNO Equality Advocacy

再次「一人一信」-審時度勢 共拓平權新局 此刻提筆，心緒萬分複雜。首先，容我向一直以來支持BNO平權的各界友人致以最誠摯的謝意。特別是在我身陷言論漩渦、遭受無端攻擊之際，諸位仗義執言，為我發聲，其情其義，銘感五內。 然而，今次撰文，既承載著感激，亦夾雜著深沉的憂慮。英國政府近日提高BNO簽證持有人申請永久居留的門檻，使得BNO平權議題再度浮上檯面，並開始獲得更多香港社群的關注。這份關注，本應早至今年三月。當時，保守黨提出「10+1」居留年限修正案後，我便預見其深遠影響，旋即發起「一人一信」行動，冀望凝聚港人力量。然而，不幸的是，這份未雨綢繆的努力卻遭受打壓，他們甚至向CIC監管機構舉報我的 Hong Kong Professionals CIC「從事政治活動」。 四月之際，我再次透過旗下媒體DOVC，不遺餘力地宣揚港人融入英國社會的重要性。這本是放眼長遠、著眼未來的建設性倡議，卻再次被惡意抹黑，聲稱我所推動的融入活動是「共產黨的統戰計劃」。 回溯過往，本人了解一部分壓制平權的聲音來自持庇護身份的人。我曾再三提醒港人，英國確實存在因難民問題而引起的「反移民浪潮」，此番言論卻又被指責為替 Reform UK背書。當日的種種阻礙，非但未能阻止我，反而讓我更清晰地看清了某些人的立場與心態。 時至今日，隨著英國政策的轉變，昔日難民身份的「金身」已不再堅固，然而，BNO簽證持有人卻也同時受到牽連。假若當日香港人能齊心協力，在保守黨提出「10+1」方案之時，便意識到其背後的反移民潛流，全力推動平權議題，今日的局面或許不同。或許，此刻某些組織便無需急於奔走呼號，甚至可能還有餘力為香港難民群體發聲。由此可見，當日對我個人的壓制，如今終於顯現其本質——它從來不只是對我個人，而是對所有香港人福祉的共同打壓。 鑑於此，我已將三月份的「一人一信」範本重新修訂。這並非為了爭搶功勞，更非幸災樂禍，而是真切期盼香港人能夠真正團結一次，切勿再因一時的分歧而再次走冤枉路。 我注意到，隨著英國政府就是次移民政策改動開始諮詢，有部分在英港人已在宣傳聯署要求BNO簽證免受是次修改影響。本人認為此舉，一如之前曾廣傳的聯署行動，並不恰當。本次英國政府的諮詢設有清晰的回應渠道，我衷心希望大家能展現出公民素質，循規蹈矩地表達訴求。 懇請各位港人，勿再被蒙蔽心智，應當集中精力，做該做、有效益之事。 關於平權的「一人一信」，我已經起草完畢。我們不應再執著於要求保留原有的「5+1」方案。BNO簽證的涵蓋範圍，理應擴及所有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這不僅是爭取權益，更是還香港一個歷史公道。 本次事件，也應當讓所有BNO簽證持有人警醒：移民條例絕非只會放寬，它不僅會收緊，甚至可能被取消。

身為律師，我明白這個平台上的朋友們期待看到豐富的法律資訊，或是關於我個人的專業推廣。然而，對於律師而言，最大的挑戰往往來自於自身的客戶。有人說我的形象過於自信，但若一個專業人士缺乏適當的自信，那便是虛偽，而這絕非我的風格。 回歸正題，儘管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在心理學界備受挑戰，但數十年來，將其應用於人類現實的簡單分析，仍然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今天，我想以此為切入點，探討香港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多次迷失方向的原因。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將人類需求劃分為由低至高的五個層次。首先是（1）生理需求，這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包含食物、飲水、睡眠、呼吸等。當這些需求難以滿足時，人們的全部精力都會集中於尋求溫飽，難以顧及其他。當生理需求得到滿足後，人們開始追求(2）安全需求，渴望安全、穩定、秩序，希望法律能保障權益，免受恐懼和焦慮的侵擾。這包括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工作保障、健康保障等等。在社會動盪或缺乏法律保障的環境中，安全需求往往成為人們最關心的議題。在安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滿足後，人們開始追求（3）社交需求，渴望愛、歸屬感、友情、親情等，希望能被接納、被愛、被尊重，並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更高一層的需求是（4）尊重需求，在社交需求得到滿足後，人們開始追求自尊、自信、成就、能力、獨立等，希望獲得別人的尊重和認可，並對自己有正面的評價。而位於金字塔頂端的是（5）自我實現需求，這是最高層次的需求，指的是充分發揮個人潛能、追求個人成長、實現人生價值的需求。自我實現者往往具有獨立、創造性、自主性等特質。 早前我曾提及，1960年代的香港仍然相當貧困，黑金時代直到1980年代才告終，全民教育則在1970年代才開始普及。香港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大約始於1970年代左右。若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套用於當時的香港，可以發現港人當時才剛滿足第一層——生理需求。要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我們必須回顧那段充滿挑戰的歷史。二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大量內地移民湧入，社會資源極度匱乏。1960年代，香港的經濟結構主要以輕工業為主，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基層市民的生活十分艱苦。當時，香港的貪污問題十分嚴重，警察、政府官員與黑社會勾結，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也就是所謂的「黑金時代」。 黑金時代對香港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首先，貪污風氣盛行，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市民對政府缺乏信任。其次，黑社會勢力坐大，社會治安惡化，市民生活在恐懼之中。此外，黑金交易也阻礙了經濟的健康發展，使資源無法得到合理的配置。在黑金時代，許多人為了生存，不得不鋌而走險，參與非法活動，這也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性。即使到了197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廉政公署成立打擊貪污，但黑金時代的影響仍然持續存在。當時社會的價值觀扭曲，許多人追求短期的物質利益，缺乏長遠的規劃和社會責任感。這也為日後香港社會的發展埋下了隱患。直到七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廉政公署成立並大力打擊貪污，政府也開始推動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港人才開始逐漸擺脫貧困和恐懼，追求更安穩的生活。 然而，在生活剛趨於安定之後不久，便迎來了中英談判，這無疑為剛開始滿足第二層——安全需求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不安與不穩定感。香港人開始擔心1997年後的生活會否改變，財產會否受到保障，自由會否被剝奪。在安全需求尚未於社會健康地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大家對於前途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也直接影響了社會的穩定發展。許多家庭開始計劃移民，將子女送到國外接受教育，以求在動盪的局勢中為自己和家人尋求一條出路。這正是對安全需求極度渴求的表現。 90年代，當香港人仍在追求生活安穩之際，中國大陸則以改革開放的姿態，用經濟發展的誘惑吸引著香港商人。對於那些賺到錢的人來說，財富意味著可以選擇移民到自己理想的國家，尋求更安全、更穩定的生活環境，至於宗主國或祖國，對他們而言只不過是一堆數字罷了。這種現象也側面反映出當時香港社會普遍缺乏安全感，人們更傾向於將個人利益放在首位。 因此，進入千禧年代，儘管社會已經穩定發展了一段時間，但香港是否真正發展到第三層——社交需求了呢？或許有人認為2003年的百萬人上街遊行是一種進步。然而，我們若回顧當時的社會背景，便會發現遊行的導火線是經濟政策導致樓價大跌，以及政府對SARS疫情處理不當。這再次證明，當社會經濟或公共安全受到威脅時，人們仍然會優先關注自身的安全需求，而難以進一步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 那麼，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呢？當建制派與泛民派壁壘分明，對香港人來說無疑是一場巨大的挑戰。在香港上一代沒有時間培養國際視野，年輕一代缺乏空間去認知中外歷史、了解左右政治意識形態、分析國際政治立場的情況下，他們便被迫面對獨裁政權藉由前民主政權遺留的工具，逐步剝奪自由的恐懼。時間、環境與局勢的限制，使得香港社會沒有足夠的時間成長，也讓社會在安全感的建立上，始終無法紮根。 2019年，香港人嘗試發起大三罷，但最終以失敗告終。許多人將失敗歸咎於缺乏工會的支持，因此無法像英美國家那樣成功地以罷工作為威脅。然而，事實上，在香港要發動罷工，並非一定要得到工會的支持。香港地域狹小，只要大家齊心協力，便能產生巨大的力量。但為何最終未能成功？或許正因為當時的社會氛圍仍然瀰漫著不安全感，許多人擔心罷工會影響自身的工作和收入，因此難以真正投入其中。更令人惋惜的是，長期處於不安全感的環境下，香港社會也難以建立成熟的人際關係。這也解釋了為何香港人常常被批評為喜歡內鬥，難以團結一致。當人們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往往會變得更加警惕和自我保護，難以建立信任和合作關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們更容易為了爭奪資源而產生衝突和矛盾，導致內鬥不斷。這也是停留在安全需求層次的一個顯著表現。 我想強調的是，大家不應對自身的政治常識過於苛求，認為自己一定要明白所有事情。事實上，回顧香港的歷史，我們都還未真正於安全需求的層次上安定下來，許多方面都還在學習與進步之中。最重要的是要抱持著向上提升的心態，才能走得更遠。 試想，即使在2019年，許多人仍未意識到《中英聯合聲明》中英國所扮演的角色，不了解BNO護照的用途不僅僅是旅行。上一代甚至仍然認為英國不會理會香港，因此才會向一個從未有過民主的政權爭取民主。這也反映出當時香港社會普遍缺乏對國際政治和自身權益的認知，仍然停留在對安全需求的擔憂之中。 然而，如今已是2025年，許多港人已移居英國這個民主國家，但他們卻仍然向一個從未有過民主的國家大聲呼籲制裁，而不是重新調整腳步，向民主前宗主國尋求問題的解答。那麼，究竟是制裁中國能夠幫助仍然留在香港的香港人，還是與英國溝通清楚其歷史責任，在英屬香港族群尚未完全消失之前，盡可能地維護香港族群及文化的完整性，才是更為實際的做法呢？我們唯有正視自身所處的階段，才能找尋到更適合香港的出路。 或許你會問，這一切與你又有何關係？親愛的讀者，如果我們認為世界不夠好，請不要忘記，你和我也有份參與塑造了這個世界。我們並不完美，也無人能夠完美。因此，這個世界也必然存在著諸多不完美。但這並非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努力。相反，我們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學習、反思、進步，盡可能地完善自我，同時也盡力去關懷和幫助身邊的人，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美好一點。唯有透過持續的學習與反思，我們才能突破自身局限，並共同構建一個更安全、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 正視過去，才能更好地展望未來。讓我們一起努力，超越安全感的束縛，以更成熟、更理性、更團結的姿態，共同構建一個更安全、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因為，一個更美好的香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共同參與，共同創造。 English

BNO平權：法律、政治與人權交織的複雜棋局 上週六，十月四日，我們舉辦了一場具有特殊意義的商務聚會，榮幸地邀請到 James Onalaja 先生，一位具備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上庭資格的大律師。或許有人會疑惑，BNO平權運動看似與 ICC 毫無關聯，實則不然。平權的道路，是一張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牽動著法律、政治與人權等多重面向。我們邀請 Onalaja 先生，正是希望他能以更寬廣的視野，理解香港人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境。要理解這其中的關聯，我們首先需要認識 ICC 以及支撐它的 International Criminal

https://news.stv.tv/east-central/bin-lorry-driver-who-killed-boy-cycling-to-school-given-unpaid-work 今日做live 時講過, 但為方便大家share, 再出一個文字post。 11 歲香港男孩2024年3月1日喺愛丁堡被後退中嘅垃圾車撞到當場死亡, 當事人司機認罪後被判133小時社會服務令及停牌12個月。呢單係一單令人傷心的新聞, 但呢兩日見各港人page 留言一大堆 「一條命值淨係值133個鐘?」、「一條命, 但監都唔駛住, 英國真係得啖笑」、「香港人撞死英人就坐監, 英國人撞死香港人就唔駛坐, 擺明歧視啦」、「香港人去到邊都係三等公民」。 雖然呢單新聞真係好慘, 但悲情還悲情, 法律還法律。如果不問過程,

為 BNO 平權而設的眾籌已經正式啟動。正如我之前所說的，在憂慮來自中港政府和英國政府的壓力之外，更需要警惕來自香港同路人的雜音。 果然不出所料，眾籌才剛開始，其他一些香港人的組織就緊隨而至，仿佛如影隨形。或許是我多慮，但也有友好的組織對此感到不解。新聞媒體的職責，應該是鼓勵大眾訂閱自己的內容，而不是發起眾籌。從商業的角度來說，如果新聞平台想要開拓新的計劃，也沒有必要用眾籌這種方式，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需要這麼著急去做的。不過我也告訴我的團隊，這沒什麼關係，友好的組織明白我們在做什麼就可以了。行動，勝於空談。 更令人覺得可笑的是，竟然有人說：「短短兩日就籌到超過一萬英鎊，對於我們的社群來說，實在是太快了。有人懷疑，是不是有人自己捐錢，藉此提高可信度。」 或許，這些自詡能夠代表香港人的人，對於 BNO 平權在香港人心中的真正意義，其實並沒有真正理解。 平權的真諦，絕不僅僅是渴望得到一本完整的國籍護照，更是一種對歷史公義的呼喚。正如我之前所說的，在中英談判的時候，香港人沒有任何發言權，自己的命運完全無法掌握。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完全清楚，當年英國為什麼要對中國一再退讓。只有通過民間不斷的努力和懇切的訴求，才能夠促使英國政府正視過去的錯誤，還給香港人一個公正的交代。 我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候開始行動？因為我一直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那就是英國政府在香港事務上出現紕漏的時候。 過去的二十八年，英國政府一直努力地宣稱「一國兩制」運作良好。直到 2020 年《國安法》頒布之後，他們才知道再也無法自欺欺人，必須為自己歷史上簽署了一份沒有保障香港平民權益的聯合聲明負起責任，所以才推出了 BNO 簽證。BNO 簽證的政策不斷放寬，我們本來也沒有提出平權倡議的契機。直到工黨政府提出要修訂關於香港的引渡條例，英國再一次企圖出賣香港人的利益，這正是我們提醒英國政府正視歷史的時機，從香港被移交的始末緣由說起。 我為什麼選擇用法律途徑來爭取平權？因為法律是我擅長的領域。天地萬物，各有其職，芸芸眾生，各有所長。想要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就應該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裡，竭盡所能，這樣才能事半功倍。我不會發起街頭抗爭，並不是我不支持，而是我力有未逮。雖然我信奉佛教，但是也可以借用天主教的一句話：造物主創造萬物，使每個人都如此獨一無二，即使是科學家也無法完全解釋其中的奧妙。這就是造物主的偉大，讓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互相彌補不足。 有一些香港人的團體自詡，他們的責任是在英國為香港人篩選資訊，但是也有一些香港人的組織向我坦言，平權這個議題太過複雜，牽涉到太多的歷史背景，他們實在難以完全理解，所以不敢貿然支持。既然你們自己都無法完全理解，又憑什麼說能夠為香港人篩選資訊呢？

工黨政府近來打算修改引渡條例，整件事猶如2019年香港修訂《逃犯條例》般，充斥著誤導，並且醜陋地再一次想無中生有地歸咎於保守黨。這讓人不禁質疑，歷史是否總是不斷重演？ 工黨聲稱，將香港從《2003年引渡法案》的第二類別（Category 2）移除，即是將香港歸類至「與英國沒有正式引渡協議的地區」。所以，他們宣稱，這實際上是將香港與中國及北韓放在一起，因此審批門檻更高，大家無需擔心。這番說辭，聽起來似乎滴水不漏，實則暗藏玄機。 然而，細讀《2003年引渡條例》第70條第6款便可知，如果香港政府依照規矩提交一個引渡請求，那麼這便是一個有效的請求。如果有一個有效的請求，那麼英國法庭可能（may）在考慮了相關要求引渡罪行和證據後，發出臨時逮捕令（provisional arrest warrant）。後續從第71條開始的五十多個條款，則詳述了整套引渡流程，礙於篇幅，在此省略。若有興趣，可參閱英國政府網站，其有詳細說明整套引渡流程： https://www.gov.uk/guidance/extradition-processes-and-review#:~:text=When%20an%20extradition%20request%20is%20made%20to,appropriate%20authority%20on%20behalf%20of%20that%20territory。 網站內容提及，法官要作出引渡命令，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The judge must be satisfied that the conduct amounts to

我時常關注香港法律同業的動態。儘管得知部分香港律師已取得英國執業資格，然表面看來，香港法律界似乎尚未受到顯著衝擊。 猶記離開翁余阮律師事務所時，我曾向香港的舊同事探詢，公司營運是否受惠於「專才計劃」影響。畢竟，香港經濟曾受惠於中國大陸的發展。然而，他們卻淡淡地說道，如今專才來港已鮮少置產，現在那些專不問港府給予些許福利，日子恐更難熬。事務所的營運，也僅能勉強應付開銷。當然，又有多少人會在生意興隆之時，坦率地宣告自己荷包滿滿呢？然而，那些表面上的繁華景象，是否掩蓋了香港正在經歷的結構性轉變。 我對香港的印象仍停留在五年前的光景。雖知香港經濟不景氣，然2003年「沙士」疫情肆虐時，情況亦不遑多讓，但終究挺了過來。然而，如今的香港，似乎面臨著更深層次的困境。那時的危機，是突如其來的疫病，而現在，卻是緩慢而難以察覺的經濟侵蝕，以及對未來前景的迷茫。 直到近日，新一批申請 BNO 簽證抵達英國的港人，坦承自己曾是「藍絲」（親建制派）。他們過去或許深信，只要與北京保持一致，香港就能繼續繁榮。然而，在「香港已難以餬口」的現實逼迫下，他們不得不遠走他鄉。這群人多半從事商業活動，深信是學生和反政府陣營破壞了香港的經濟，只要俯首帖耳、安分守己，便能持續享受繁榮穩定。他們的經歷，正是一個諷刺的縮影，證明在政治高壓下，經濟繁榮終究只是空談。 疫情後所期盼的通關，並未帶來殷切期盼的自由行消費。過往，內地遊客的湧入曾是香港經濟的強心針，然而，隨著內地經濟的崛起和消費習慣的改變，香港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以前會留港消費的香港人移民了，就算留港，經濟稍寬裕者亦紛紛前往日韓旅遊。過往北上消費的港人雖依舊如是，然留守香港者卻選擇離開。這背後的原因，不僅僅是經濟考量，更是對香港政治前景的憂慮。 早前閱覽財經新聞，得知香港的律師收費位居全球之冠。我不禁思忖，或許香港的經濟並非真如傳聞般糟糕。各行各業的收費，應能一定程度地反映經濟水平。然而，隨後卻又看到不少香港零售業者叫苦連天，控訴中國大陸網購平台的傾銷策略，導致香港消費者不願至實體店面消費，倒閉者眾，降價求售者亦不在少數。看似消費者似是受惠，然這真的是香港的福祉嗎？ 這不禁讓我想起十餘年前，便有人一語道破的真相：所謂的「五十年不變」，實乃冀求中國大陸趕上香港的水平。然此目標從一開始便不切實際。以當時中國大陸十一億的人口，對比香港六百萬的人口，想要提升十一億人的生活水平何其困難？反之，拉低香港的水平顯然容易得多。而這，正是香港目前正在經歷的過程。 或許諸位認為，北京當局不願落人口實，接手香港後自當經營得有聲有色，方能彰顯其較英國更為卓越。抱持此種想法的人，或許對中國的理解不夠深刻。香港固然是中國走向國際的重要契機，但比起國際地位，北京更在乎的是其極權統治是否會受到威脅。回顧歷史，1989年的六四事件，便是一個血淋淋的教訓。為了維護政權穩定，中共可以毫不猶豫地犧牲經濟發展和國際形象。 因此，即便中國大陸經濟持續增長，最終仍須開放人民出國，方能在政治及經濟上有所平衡（試觀蘇聯、美國，當經濟發展至一定程度，國家不能僅依賴國內的自給自足，必須仰賴進出口貿易，方能達成經濟的持續發展與穩定）。然而，在極權統治下，經濟發展始終是服務於政治的工具。 當大家真切感受到「賤物鬥窮人」的窘境時，方才領悟通縮的真諦。物價雖跌，但薪資亦將隨時間遞減。大家看到國泰航空聘用大陸籍機師，應當警覺香港各行各業也將面臨大換血，香港人真正被殖民的進程，已在不知不覺間啟動。而事實上，這更意味著，香港的高薪時代恐將被大陸經濟所取代。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文化和和身份認同的衝擊。香港的獨特文化，曾經是吸引全球人才和投資的重要因素。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這種獨特性正逐漸消失。港式用語逐漸被取代，本土文化活動受到限制，甚至連粵語都面臨生存危機。 或許「藍絲」不相信一切皆有劇本，早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初，香港人的命運便已大致底定。他們或許認為，只要不觸碰政治紅線，就能繼續安穩度日。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個人的力量在時代洪流中顯得微不足道。只是，有遠見且有膽識力挽狂瀾者，始終是少數。或許最終，也未能阻止既定劇本的推進。他們對香港的認同，或許源於一種對經濟繁榮的依賴，卻未能意識到，真正的根基在於自由和法治。 要理解今日香港的困境，我們必須回溯歷史。香港在1967年暴動後，方才著重教育，例如推行更普及的教育和考試改革，試圖透過提升人民的質素來鞏固社會基礎。1967年的暴動，源於勞資糾紛和社會矛盾，但也反映了當時香港社會對殖民統治的不滿。港英政府意識到，要維持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發展，還需要提升人民的教育水平和社會福利。 當時的中方與英方官員皆是見多識廣之輩，他們心中各有盤算。英國希望在撤離香港後，仍能維持其在亞洲的影響力；而中共則渴望收回香港，向世界展示其崛起的力量。他們之間的博弈，決定了香港的未來走向。只是，香港的政界人士多半缺乏遠見，抱持著大中華情結。他們或許真心相信，香港可以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橋樑，卻忽略了在極權統治下，香港的獨特性終將被磨滅。香港從擺脫黑金政治到經濟起飛，僅僅歷經短短二三十年，教育與人民質素卻未能趕上經濟發展的腳步，以致社會對民主和自由的認知，未能充分鞏固，為日後的政治動盪埋下伏筆。例如，當時的教育體系，雖然注重知識傳授，卻較少培養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使得香港人在面對政治變局時，難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 這也導致了1997後成長的一代，在發現一切時已為時已晚。他們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成長，卻眼睜睜地看著香港的自由空間逐漸萎縮，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迫感。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正是這種壓迫感的集中爆發。然而，這些抗爭最終都未能改變香港的命運，反而加速了北京對香港的控制。 因此，僅有極少數的香港人想到向英國究責。他們或許認為，英國早已對香港撒手不管，向其問責也無濟於事。然而，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因為上一代香港人連自身國籍身份也搞不清，更不瞭解《中英聯合聲明》是中英兩國皆須承擔責任的文件。英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人權自由。然而，在香港的自由空間不斷萎縮、人權狀況日益惡化的今天，英國是否盡到了其應盡的責任？ 《中英聯合聲明》理應為香港的人權狀況負責，現在卻淪為英國不為香港人負責的藉口。身為新一代的香港人，我們更應據理力爭。我們必須讓英國政府明白，他們不能再以「歷史遺留問題」為由，對香港的人權狀況視而不見。如果香港在1997年後享有真正的民主自治，或許今天就不會面臨如此困境。如果當初英國政府堅持讓香港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或許歷史將會改寫。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不應再沉默。

在穿梭於不同社群、與各界人士交流的旅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一個現象：許多人正逐漸陷入「思考惰性」。身處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似乎過度依賴 AI 工具或社群媒體的便捷，輕易地讓 AI 生成答案，快速地接收意見領袖的觀點，卻忽略了獨立思考的價值與重要性。這種趨勢，對於身處異鄉、努力在陌生環境中紮根的香港社群而言，更是一記警鐘。 最近，針對 BNO 簽證持有人平權議題的討論，再次觸動了我對這個問題的關切。當我們熱切地尋求更合理的權益、更公平的待遇時，是否也該停下腳步，捫心自問：我們是否真正理解所追求的目標？我們是否以獨立的思考能力，審視過每一個行動與策略？ 跳出同溫層的舒適圈 擁抱多元視角 告別「特權心態」 身為在英國的少數族裔，我們必須時刻提醒自己，要跳脫出熟悉的香港視角，主動去理解英國社會的脈絡與價值觀。在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中，爭取權益絕非仰賴情緒勒索或要求特權，而是要透過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理解，贏得更廣泛的社會支持。 回顧過去，我們曾對某些群體在香港爭奪資源的行為感到不滿。如今，身處他鄉，我們更應懂得換位思考，避免重蹈覆轍，將自身擺在與其他族裔對立的位置。我們要以謙卑的姿態，融入當地社會，與不同背景的人們建立真誠的關係。 直面歷史傷痕 從可行之徑尋求補救 而非沉溺於過往 不可否認的是，在 BNO

要理解平權思考的誤區，首先需要對平權（Equality）的定義有個基本了解。平權，廣義上指所有個體在法律、社會、經濟和政治層面都享有相同的機會、權利和待遇，不受其先天或後天因素（如性別、種族、性取向、宗教、階級等）的歧視。 平權的兩種主要形式： 了解了平權的基本定義和兩種主要形式後，才能更好地理解平權思考中可能存在的誤區。 2. 為什麼不是只有爭取BNO直接成為BC才是平權 基於平權的定義（即所有個體在法律、社會、經濟和政治層面都享有相同的機會、權利和待遇，不受歧視），並非只有爭取BNO直接成為BC（British Citizen）才是平權，原因如下： 3. 我們主張BNO與前殖民地護照看齊，但有人攻擊我們不是直接成為BC便不是為香港人切想 4. 有人說BNO visa 已是特權，與其他前殖民地護照不同，但事實上，BNO visa 沒有法律保障，地位仍比其他英國國籍低 5.在英國國籍法中，現在比較有機會使BNO得到更公平對待的方案 修訂《1981年英國國籍法》，明確BNO公民的權利：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