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法律專業人士，凡事講求證據，理應崇尚實證科學，遠離怪力亂神。此乃許多人的固有認知。然而，何謂科學？科學，乃是一種系統性的探究，透過可檢驗的解釋與預測，構築並組織關於宇宙的知識體系。它與「套套邏輯」（循環論證）截然不同，後者以預設的結論作為前提，無法提供新的洞見或可驗證的資訊。盲目地斷定某些事物存在與否，皆可視為一種迷信。本人雖信奉密宗，然對其他宗教亦抱持開放態度；雖不盲信陰謀論，卻也將其納入思考分析的範疇。當我們企圖掙脫命運——亦可解作天生性格——的束縛時，首要之務，乃是將思維置於命運之中進行審視。 世越號、馬尼拉人質事件與大埔火災：一場社會病理的對比 大埔火災事件爆發後，我第一時間回想起香港上一次遭遇如此慘痛的災難，究為何時？不少人將此與嘉利大廈火災相提並論，因兩者性質相近。然而，我個人更傾向於與馬尼拉人質事件進行對比。嘉利大廈火災確實涉及人為疏忽，釀成慘劇，但其事後應對之方，卻使九七主權移交後的香港相形見絀。姑且不論國安法所造成的噤聲效應，九七之前，香港設有眾多民間應變小組協調災後工作；此次大埔火災，卻見市民自發捐贈物資，隨後更因「關愛隊」的介入而導致官民互信危機。整體社會面貌，顯然較九七前有所倒退。 馬尼拉人質事件在香港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傷痛烙印。港人透過電視直播，眼睜睜目睹菲律賓警方之無能，令人質無辜犧牲。當時香港已開放自由行，我清晰記得，香港本地居民與內地遊客的反應呈現出極大的反差：港人凝視新聞畫面，為之垂淚；而內地遊客則在餐廳中繼續開懷飲食，街上購物者亦未改其樂。此次大埔火災亦然，真正港人紛紛響應捐贈物資，而部分人士卻忙於詐騙捐款及盜取物資。此並非意圖詆毀某族群，僅欲闡明，在大型災難面前，若缺乏歸屬感，便難以產生真摯情感。無論國民教育如何推行，情感始終源於內心。領導人的反應亦是一個值得對比的觀察點。馬尼拉人質事件發生時，時任特首曾蔭權立即致電菲律賓總統交涉，卻遭國家領導人斥責：區區一個特別行政區首長，何有資格與他國元首通話？而今大埔火災，卻再無人能為香港人發聲。馬尼拉人質事件與大埔火災一樣，問題皆源於貪腐。只不過，前者是港人因他國貪腐而受害，如今卻成為自身境內貪腐的犧牲品。然貪腐從來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問題從來都根植於制度。 已有不少人提出此次大埔火災與制度相關。礙於文章篇幅，本文不予深入論述。本文欲帶出另一點，即大埔火災也令人聯想起獻祭。對於獻祭之說，本人抱持開放態度，蓋如文章開篇所述，將某些觀點納入思考範疇，有時能獲致更深層次的洞見。大埔火災後，民間有三個問題引人深思：第一，是否與獻祭有關；第二，是否與選舉有關；第三，會否引發新一波移民潮。選舉議題篇幅甚鉅，故本文不予深入探討。而獻祭與移民問題，令我憶起南韓於世越號事件後，曾掀起一股對邪教議題的關注熱潮，並伴隨而來一波移民浪潮。世越號事件是否真與邪教獻祭相關？已有諸多證據指向當時總統與邪教之間的關聯。然而，香港人為何將火災事件與獻祭連結？實則將韓國的民生困境套入香港現狀審視，便能理解港人對政府的不信任程度，已超越單純的陰謀論範疇。陰謀論或可解釋為，相信政府為推行鐵棚政策而禁止竹棚搭建，進而策劃此場大火，然其背後通常有理性得益作為支撐論點。然而，邪教獻祭之說，已然超越理性範疇，以生命獻祭所獲之利益，無法進行實際的比較與量化。當人民深信政府以生命作為獻祭，實則是一種警示：人民已不再相信政府能理性行事。韓國邪教文化得以壯大，根源於南北戰爭後人民普遍疲憊的心理狀態。韓國人崇尚美國文化，並長期以日本為假想敵，故此，以基督教名義在韓國傳教的教派便易於崛起。此情境與2019年後的香港頗為相似：人民歷經社會運動、疫情及國安法的恐懼，對港人而言，相信邪教及獻祭的存在，反成為一種宣洩壓力的出口。 制度困境與移民抉擇 世越號事件後，韓國政府打壓調查，致使人民對政府制度失去信任。同樣，香港政府試圖利用國安法，令那些質疑火災與制度相關者噤聲，然此舉最終亦會導致部分人士失望，進而決定移民。世越號事件後，韓國曾出現一波移民潮，相信大埔火災亦將如此。事發後一兩日內，社交媒體上已流傳多篇文章，文中大意是：原以為可多賺幾年錢再行移民，未料民主之缺失，絕非僅僅少發幾句牢騷那般簡單，實則危及性命。政治運動自古以來，皆需人類付出犧牲方能覺醒，進而提升至更高層次，區別僅在於，究竟是法國大革命般慘痛，抑或如天安門事件般，無數人白白犧牲，卻未能獲得平反。「多賺幾年錢」是不少選擇留港者的常見說辭，因此，不少已移民的港人會認為留港者此乃咎由自取。在Threads等社交平台上，不時可見移民與留港兩派互相攻訐。因為每個人都想證明自己的決定是正確的，若自身境遇不盡如人意，便只能藉由證明對方之錯誤來尋求慰藉。 離散港人與在港港人：誰能代表誰？ 事實是，留港者的境況亦不盡理想，他們冀望透過移民港人境況不佳來安慰自己並未選錯；同樣，移民港人也未曾過上預期中的美好生活，反覆後悔自己的移民抉擇，他們只能透過香港日益惡化來證明自己當初的選擇無誤。然不可否認的是，移民後的港人確實能更為暢所欲言，而留港者因懼怕國安法，已然開始以內地模式進行自我審查。因此，移民港人彷彿認為自己有責任代在港港人發聲，認為在港港人所不能為者，應由他們代勞。此舉反而加劇了留港與移民港人之間的分歧。留港港人則認為，既然已選擇移民，何必多管閒事？故網上最常出現一句「拜託，走了以後就別再回來」。並非在港港人不想擁抱民主自由，而是當他們身處其中，移民港人並未經歷他們所承受的一切，此刻發聲，又能提供何種實質幫助？ 何謂真正的堅強？ 此次火災亦然，不少海外港人組織紛紛發起悼念活動，同時呼籲尋找真相。然事實上，真相為何，大家心中其實自有答案，對於事件的始末，早已心知肚明。身處海外，高聲疾呼要為大埔火災尋找真相，請問除了高喊口號，諸位尚能做些什麼？在尚未真正幫助到香港人之前，恐已落入國安法的圈套。這並非要求大家自我審查，而是期盼大家能深思熟慮，在恰當的時機，做正確的事情。若國安宣稱「以災亂港」，而港人組織在海外卻呼籲尋找真相，此舉無異於正中下懷，讓在港港人情何以堪？他日若真有需要尋求專家協助，亦恐被冠上「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若移民港人未能拿捏言行的分寸，那麼香港人日後與非香港境內人士溝通，便如同內地人般，需使用暗語。這果真是大家所樂見的嗎？ 在此時刻，我們香港人需要堅強。堅強並非不流眼淚、毫無情緒，而是不應被情緒所牽引。此刻受影響最深的，無疑是在港港人。無論他們因何原因未能移民，這都是他們的選擇，我們無需加以批判。香港人的命運將會如何？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走出命運的困境？首要之務是將那些此刻渴望遠離災難者，帶離現場。身陷災難現場之人，無法拯救同樣身處困境的其他人。悲痛過後，往往會轉化為憤怒，然憤怒並不會將思緒引導至正確的方向。我們必須先正視問題，檢討方向，而後修正步伐，方能踏上正確的道路。 有關平權文章： 就讓我們提醒工黨中英聯合聲明的真正意義 殖民與通縮 被遺忘的香港人 以及一場遲來的問責...
Henry
再次「一人一信」-審時度勢 共拓平權新局 此刻提筆，心緒萬分複雜。首先，容我向一直以來支持BNO平權的各界友人致以最誠摯的謝意。特別是在我身陷言論漩渦、遭受無端攻擊之際，諸位仗義執言，為我發聲，其情其義，銘感五內。 然而，今次撰文，既承載著感激，亦夾雜著深沉的憂慮。英國政府近日提高BNO簽證持有人申請永久居留的門檻，使得BNO平權議題再度浮上檯面，並開始獲得更多香港社群的關注。這份關注，本應早至今年三月。當時，保守黨提出「10+1」居留年限修正案後，我便預見其深遠影響，旋即發起「一人一信」行動，冀望凝聚港人力量。然而，不幸的是，這份未雨綢繆的努力卻遭受打壓，他們甚至向CIC監管機構舉報我的 Hong Kong Professionals CIC「從事政治活動」。 四月之際，我再次透過旗下媒體DOVC，不遺餘力地宣揚港人融入英國社會的重要性。這本是放眼長遠、著眼未來的建設性倡議，卻再次被惡意抹黑，聲稱我所推動的融入活動是「共產黨的統戰計劃」。 回溯過往，本人了解一部分壓制平權的聲音來自持庇護身份的人。我曾再三提醒港人，英國確實存在因難民問題而引起的「反移民浪潮」，此番言論卻又被指責為替 Reform UK背書。當日的種種阻礙，非但未能阻止我，反而讓我更清晰地看清了某些人的立場與心態。 時至今日，隨著英國政策的轉變，昔日難民身份的「金身」已不再堅固，然而，BNO簽證持有人卻也同時受到牽連。假若當日香港人能齊心協力，在保守黨提出「10+1」方案之時，便意識到其背後的反移民潛流，全力推動平權議題，今日的局面或許不同。或許，此刻某些組織便無需急於奔走呼號，甚至可能還有餘力為香港難民群體發聲。由此可見，當日對我個人的壓制，如今終於顯現其本質——它從來不只是對我個人，而是對所有香港人福祉的共同打壓。 鑑於此，我已將三月份的「一人一信」範本重新修訂。這並非為了爭搶功勞，更非幸災樂禍，而是真切期盼香港人能夠真正團結一次，切勿再因一時的分歧而再次走冤枉路。 我注意到，隨著英國政府就是次移民政策改動開始諮詢，有部分在英港人已在宣傳聯署要求BNO簽證免受是次修改影響。本人認為此舉，一如之前曾廣傳的聯署行動，並不恰當。本次英國政府的諮詢設有清晰的回應渠道，我衷心希望大家能展現出公民素質，循規蹈矩地表達訴求。 懇請各位港人，勿再被蒙蔽心智，應當集中精力，做該做、有效益之事。 關於平權的「一人一信」，我已經起草完畢。我們不應再執著於要求保留原有的「5+1」方案。BNO簽證的涵蓋範圍，理應擴及所有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這不僅是爭取權益，更是還香港一個歷史公道。...
身為律師，我明白這個平台上的朋友們期待看到豐富的法律資訊，或是關於我個人的專業推廣。然而，對於律師而言，最大的挑戰往往來自於自身的客戶。有人說我的形象過於自信，但若一個專業人士缺乏適當的自信，那便是虛偽，而這絕非我的風格。 回歸正題，儘管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在心理學界備受挑戰，但數十年來，將其應用於人類現實的簡單分析，仍然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今天，我想以此為切入點，探討香港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多次迷失方向的原因。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將人類需求劃分為由低至高的五個層次。首先是（1）生理需求，這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包含食物、飲水、睡眠、呼吸等。當這些需求難以滿足時，人們的全部精力都會集中於尋求溫飽，難以顧及其他。當生理需求得到滿足後，人們開始追求(2）安全需求，渴望安全、穩定、秩序，希望法律能保障權益，免受恐懼和焦慮的侵擾。這包括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工作保障、健康保障等等。在社會動盪或缺乏法律保障的環境中，安全需求往往成為人們最關心的議題。在安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滿足後，人們開始追求（3）社交需求，渴望愛、歸屬感、友情、親情等，希望能被接納、被愛、被尊重，並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更高一層的需求是（4）尊重需求，在社交需求得到滿足後，人們開始追求自尊、自信、成就、能力、獨立等，希望獲得別人的尊重和認可，並對自己有正面的評價。而位於金字塔頂端的是（5）自我實現需求，這是最高層次的需求，指的是充分發揮個人潛能、追求個人成長、實現人生價值的需求。自我實現者往往具有獨立、創造性、自主性等特質。 早前我曾提及，1960年代的香港仍然相當貧困，黑金時代直到1980年代才告終，全民教育則在1970年代才開始普及。香港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大約始於1970年代左右。若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套用於當時的香港，可以發現港人當時才剛滿足第一層——生理需求。要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我們必須回顧那段充滿挑戰的歷史。二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大量內地移民湧入，社會資源極度匱乏。1960年代，香港的經濟結構主要以輕工業為主，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基層市民的生活十分艱苦。當時，香港的貪污問題十分嚴重，警察、政府官員與黑社會勾結，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也就是所謂的「黑金時代」。 黑金時代對香港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首先，貪污風氣盛行，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市民對政府缺乏信任。其次，黑社會勢力坐大，社會治安惡化，市民生活在恐懼之中。此外，黑金交易也阻礙了經濟的健康發展，使資源無法得到合理的配置。在黑金時代，許多人為了生存，不得不鋌而走險，參與非法活動，這也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性。即使到了197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廉政公署成立打擊貪污，但黑金時代的影響仍然持續存在。當時社會的價值觀扭曲，許多人追求短期的物質利益，缺乏長遠的規劃和社會責任感。這也為日後香港社會的發展埋下了隱患。直到七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廉政公署成立並大力打擊貪污，政府也開始推動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港人才開始逐漸擺脫貧困和恐懼，追求更安穩的生活。 然而，在生活剛趨於安定之後不久，便迎來了中英談判，這無疑為剛開始滿足第二層——安全需求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不安與不穩定感。香港人開始擔心1997年後的生活會否改變，財產會否受到保障，自由會否被剝奪。在安全需求尚未於社會健康地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大家對於前途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也直接影響了社會的穩定發展。許多家庭開始計劃移民，將子女送到國外接受教育，以求在動盪的局勢中為自己和家人尋求一條出路。這正是對安全需求極度渴求的表現。 90年代，當香港人仍在追求生活安穩之際，中國大陸則以改革開放的姿態，用經濟發展的誘惑吸引著香港商人。對於那些賺到錢的人來說，財富意味著可以選擇移民到自己理想的國家，尋求更安全、更穩定的生活環境，至於宗主國或祖國，對他們而言只不過是一堆數字罷了。這種現象也側面反映出當時香港社會普遍缺乏安全感，人們更傾向於將個人利益放在首位。 因此，進入千禧年代，儘管社會已經穩定發展了一段時間，但香港是否真正發展到第三層——社交需求了呢？或許有人認為2003年的百萬人上街遊行是一種進步。然而，我們若回顧當時的社會背景，便會發現遊行的導火線是經濟政策導致樓價大跌，以及政府對SARS疫情處理不當。這再次證明，當社會經濟或公共安全受到威脅時，人們仍然會優先關注自身的安全需求，而難以進一步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 那麼，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呢？當建制派與泛民派壁壘分明，對香港人來說無疑是一場巨大的挑戰。在香港上一代沒有時間培養國際視野，年輕一代缺乏空間去認知中外歷史、了解左右政治意識形態、分析國際政治立場的情況下，他們便被迫面對獨裁政權藉由前民主政權遺留的工具，逐步剝奪自由的恐懼。時間、環境與局勢的限制，使得香港社會沒有足夠的時間成長，也讓社會在安全感的建立上，始終無法紮根。 2019年，香港人嘗試發起大三罷，但最終以失敗告終。許多人將失敗歸咎於缺乏工會的支持，因此無法像英美國家那樣成功地以罷工作為威脅。然而，事實上，在香港要發動罷工，並非一定要得到工會的支持。香港地域狹小，只要大家齊心協力，便能產生巨大的力量。但為何最終未能成功？或許正因為當時的社會氛圍仍然瀰漫著不安全感，許多人擔心罷工會影響自身的工作和收入，因此難以真正投入其中。更令人惋惜的是，長期處於不安全感的環境下，香港社會也難以建立成熟的人際關係。這也解釋了為何香港人常常被批評為喜歡內鬥，難以團結一致。當人們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往往會變得更加警惕和自我保護，難以建立信任和合作關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們更容易為了爭奪資源而產生衝突和矛盾，導致內鬥不斷。這也是停留在安全需求層次的一個顯著表現。 我想強調的是，大家不應對自身的政治常識過於苛求，認為自己一定要明白所有事情。事實上，回顧香港的歷史，我們都還未真正於安全需求的層次上安定下來，許多方面都還在學習與進步之中。最重要的是要抱持著向上提升的心態，才能走得更遠。 試想，即使在2019年，許多人仍未意識到《中英聯合聲明》中英國所扮演的角色，不了解BNO護照的用途不僅僅是旅行。上一代甚至仍然認為英國不會理會香港，因此才會向一個從未有過民主的政權爭取民主。這也反映出當時香港社會普遍缺乏對國際政治和自身權益的認知，仍然停留在對安全需求的擔憂之中。 然而，如今已是2025年，許多港人已移居英國這個民主國家，但他們卻仍然向一個從未有過民主的國家大聲呼籲制裁，而不是重新調整腳步，向民主前宗主國尋求問題的解答。那麼，究竟是制裁中國能夠幫助仍然留在香港的香港人，還是與英國溝通清楚其歷史責任，在英屬香港族群尚未完全消失之前，盡可能地維護香港族群及文化的完整性，才是更為實際的做法呢？我們唯有正視自身所處的階段，才能找尋到更適合香港的出路。 或許你會問，這一切與你又有何關係？親愛的讀者，如果我們認為世界不夠好，請不要忘記，你和我也有份參與塑造了這個世界。我們並不完美，也無人能夠完美。因此，這個世界也必然存在著諸多不完美。但這並非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努力。相反，我們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學習、反思、進步，盡可能地完善自我，同時也盡力去關懷和幫助身邊的人，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美好一點。唯有透過持續的學習與反思，我們才能突破自身局限，並共同構建一個更安全、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 正視過去，才能更好地展望未來。讓我們一起努力，超越安全感的束縛，以更成熟、更理性、更團結的姿態，共同構建一個更安全、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因為，一個更美好的香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共同參與，共同創造。...
BNO平權：法律、政治與人權交織的複雜棋局 上週六，十月四日，我們舉辦了一場具有特殊意義的商務聚會，榮幸地邀請到 James Onalaja 先生，一位具備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上庭資格的大律師。或許有人會疑惑，BNO平權運動看似與 ICC 毫無關聯，實則不然。平權的道路，是一張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牽動著法律、政治與人權等多重面向。我們邀請 Onalaja 先生，正是希望他能以更寬廣的視野，理解香港人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境。要理解這其中的關聯，我們首先需要認識 ICC 以及支撐它的 International...
https://news.stv.tv/east-central/bin-lorry-driver-who-killed-boy-cycling-to-school-given-unpaid-work 今日做live 時講過, 但為方便大家share, 再出一個文字post。 11 歲香港男孩2024年3月1日喺愛丁堡被後退中嘅垃圾車撞到當場死亡, 當事人司機認罪後被判133小時社會服務令及停牌12個月。呢單係一單令人傷心的新聞, 但呢兩日見各港人page 留言一大堆 「一條命值淨係值133個鐘?」、「一條命, 但監都唔駛住, 英國真係得啖笑」、「香港人撞死英人就坐監, 英國人撞死香港人就唔駛坐, 擺明歧視啦」、「香港人去到邊都係三等公民」。 雖然呢單新聞真係好慘, 但悲情還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