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5

身為律師，我明白這個平台上的朋友們期待看到豐富的法律資訊，或是關於我個人的專業推廣。然而，對於律師而言，最大的挑戰往往來自於自身的客戶。有人說我的形象過於自信，但若一個專業人士缺乏適當的自信，那便是虛偽，而這絕非我的風格。 回歸正題，儘管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在心理學界備受挑戰，但數十年來，將其應用於人類現實的簡單分析，仍然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今天，我想以此為切入點，探討香港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多次迷失方向的原因。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將人類需求劃分為由低至高的五個層次。首先是（1）生理需求，這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包含食物、飲水、睡眠、呼吸等。當這些需求難以滿足時，人們的全部精力都會集中於尋求溫飽，難以顧及其他。當生理需求得到滿足後，人們開始追求(2）安全需求，渴望安全、穩定、秩序，希望法律能保障權益，免受恐懼和焦慮的侵擾。這包括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工作保障、健康保障等等。在社會動盪或缺乏法律保障的環境中，安全需求往往成為人們最關心的議題。在安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滿足後，人們開始追求（3）社交需求，渴望愛、歸屬感、友情、親情等，希望能被接納、被愛、被尊重，並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更高一層的需求是（4）尊重需求，在社交需求得到滿足後，人們開始追求自尊、自信、成就、能力、獨立等，希望獲得別人的尊重和認可，並對自己有正面的評價。而位於金字塔頂端的是（5）自我實現需求，這是最高層次的需求，指的是充分發揮個人潛能、追求個人成長、實現人生價值的需求。自我實現者往往具有獨立、創造性、自主性等特質。 早前我曾提及，1960年代的香港仍然相當貧困，黑金時代直到1980年代才告終，全民教育則在1970年代才開始普及。香港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大約始於1970年代左右。若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套用於當時的香港，可以發現港人當時才剛滿足第一層——生理需求。要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我們必須回顧那段充滿挑戰的歷史。二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大量內地移民湧入，社會資源極度匱乏。1960年代，香港的經濟結構主要以輕工業為主，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基層市民的生活十分艱苦。當時，香港的貪污問題十分嚴重，警察、政府官員與黑社會勾結，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也就是所謂的「黑金時代」。 黑金時代對香港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首先，貪污風氣盛行，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市民對政府缺乏信任。其次，黑社會勢力坐大，社會治安惡化，市民生活在恐懼之中。此外，黑金交易也阻礙了經濟的健康發展，使資源無法得到合理的配置。在黑金時代，許多人為了生存，不得不鋌而走險，參與非法活動，這也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性。即使到了197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廉政公署成立打擊貪污，但黑金時代的影響仍然持續存在。當時社會的價值觀扭曲，許多人追求短期的物質利益，缺乏長遠的規劃和社會責任感。這也為日後香港社會的發展埋下了隱患。直到七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廉政公署成立並大力打擊貪污，政府也開始推動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港人才開始逐漸擺脫貧困和恐懼，追求更安穩的生活。 然而，在生活剛趨於安定之後不久，便迎來了中英談判，這無疑為剛開始滿足第二層——安全需求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不安與不穩定感。香港人開始擔心1997年後的生活會否改變，財產會否受到保障，自由會否被剝奪。在安全需求尚未於社會健康地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大家對於前途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也直接影響了社會的穩定發展。許多家庭開始計劃移民，將子女送到國外接受教育，以求在動盪的局勢中為自己和家人尋求一條出路。這正是對安全需求極度渴求的表現。 90年代，當香港人仍在追求生活安穩之際，中國大陸則以改革開放的姿態，用經濟發展的誘惑吸引著香港商人。對於那些賺到錢的人來說，財富意味著可以選擇移民到自己理想的國家，尋求更安全、更穩定的生活環境，至於宗主國或祖國，對他們而言只不過是一堆數字罷了。這種現象也側面反映出當時香港社會普遍缺乏安全感，人們更傾向於將個人利益放在首位。 因此，進入千禧年代，儘管社會已經穩定發展了一段時間，但香港是否真正發展到第三層——社交需求了呢？或許有人認為2003年的百萬人上街遊行是一種進步。然而，我們若回顧當時的社會背景，便會發現遊行的導火線是經濟政策導致樓價大跌，以及政府對SARS疫情處理不當。這再次證明，當社會經濟或公共安全受到威脅時，人們仍然會優先關注自身的安全需求，而難以進一步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 那麼，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呢？當建制派與泛民派壁壘分明，對香港人來說無疑是一場巨大的挑戰。在香港上一代沒有時間培養國際視野，年輕一代缺乏空間去認知中外歷史、了解左右政治意識形態、分析國際政治立場的情況下，他們便被迫面對獨裁政權藉由前民主政權遺留的工具，逐步剝奪自由的恐懼。時間、環境與局勢的限制，使得香港社會沒有足夠的時間成長，也讓社會在安全感的建立上，始終無法紮根。 2019年，香港人嘗試發起大三罷，但最終以失敗告終。許多人將失敗歸咎於缺乏工會的支持，因此無法像英美國家那樣成功地以罷工作為威脅。然而，事實上，在香港要發動罷工，並非一定要得到工會的支持。香港地域狹小，只要大家齊心協力，便能產生巨大的力量。但為何最終未能成功？或許正因為當時的社會氛圍仍然瀰漫著不安全感，許多人擔心罷工會影響自身的工作和收入，因此難以真正投入其中。更令人惋惜的是，長期處於不安全感的環境下，香港社會也難以建立成熟的人際關係。這也解釋了為何香港人常常被批評為喜歡內鬥，難以團結一致。當人們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往往會變得更加警惕和自我保護，難以建立信任和合作關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們更容易為了爭奪資源而產生衝突和矛盾，導致內鬥不斷。這也是停留在安全需求層次的一個顯著表現。 我想強調的是，大家不應對自身的政治常識過於苛求，認為自己一定要明白所有事情。事實上，回顧香港的歷史，我們都還未真正於安全需求的層次上安定下來，許多方面都還在學習與進步之中。最重要的是要抱持著向上提升的心態，才能走得更遠。 試想，即使在2019年，許多人仍未意識到《中英聯合聲明》中英國所扮演的角色，不了解BNO護照的用途不僅僅是旅行。上一代甚至仍然認為英國不會理會香港，因此才會向一個從未有過民主的政權爭取民主。這也反映出當時香港社會普遍缺乏對國際政治和自身權益的認知，仍然停留在對安全需求的擔憂之中。 然而，如今已是2025年，許多港人已移居英國這個民主國家，但他們卻仍然向一個從未有過民主的國家大聲呼籲制裁，而不是重新調整腳步，向民主前宗主國尋求問題的解答。那麼，究竟是制裁中國能夠幫助仍然留在香港的香港人，還是與英國溝通清楚其歷史責任，在英屬香港族群尚未完全消失之前，盡可能地維護香港族群及文化的完整性，才是更為實際的做法呢？我們唯有正視自身所處的階段，才能找尋到更適合香港的出路。 或許你會問，這一切與你又有何關係？親愛的讀者，如果我們認為世界不夠好，請不要忘記，你和我也有份參與塑造了這個世界。我們並不完美，也無人能夠完美。因此，這個世界也必然存在著諸多不完美。但這並非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努力。相反，我們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學習、反思、進步，盡可能地完善自我，同時也盡力去關懷和幫助身邊的人，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美好一點。唯有透過持續的學習與反思，我們才能突破自身局限，並共同構建一個更安全、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 正視過去，才能更好地展望未來。讓我們一起努力，超越安全感的束縛，以更成熟、更理性、更團結的姿態，共同構建一個更安全、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因為，一個更美好的香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共同參與，共同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