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6

Meritokratias 是我的筆名。有人曾想過為什麼嗎？為什麼我們必須審視「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所有設計與陰謀？我們又能為此做些什麼？我心中已有答案，但這並非各位親愛的讀者能瞬間參透的。我希望我們最終都能抵達那個境界。 如果左派與右派都是被操縱的「受控反對派」（Controlled Opposition），那麼從邏輯上講，要抵抗這種框架，我們就必須找到一種不受控制的途徑。除了控制思想的流向之外，我們所談論的究竟是何種形式的控制？難道我們僅僅是在思想上被奴役嗎？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這同時也關乎我們的經濟結構，乃至權力結構是如何被塑造的。 何謂權力？權力是衡量對「所需資源」控制程度的指標。這意味著，它既衡量你擁有多少，也衡量「市場」上其他人對你手中資源的需求程度。世上根本不存在一種天然的權力結構，能以一種取悅神靈、天地與人類的自然方式賦予權力。權力是透過操縱「需求」來定義與掌控的。經濟學原理中有這樣一個簡單的概念： 由於我們能夠自由地從事工藝與工作，因此操縱供給通常並不容易（除了一些受控的戰略物資），然而只要有人掌控了媒體，操弄「需求」就輕而易舉。這正是權力的由來。金錢作為交易單位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具備中立性與標準化；只要你支付因高需求或低供給而產生的溢價，你就能透過金錢獲取市場上的任何資源。 正是因為金錢如此中立且強大，它賦予了資本家無上的權利。僅憑市場規模效應，資本家就能輕易擊潰任何憑藉實力與才華立足的企業。這催生了「資本主義市場」——在其中，擁有更多資本的人只會變得更加強大，且地位無可撼動。 唯才主義（Meritocracy）挑戰了這種觀念。這是一種極為理想化的思維，它所要求的，不過是在商業競爭者之間建立公平競爭的機制，讓那些在工藝、服務或產品質量上表現更優異的人，能夠名副其實地獲得獎賞並脫穎而出。然而，資本主義卻狠狠地打了它一記耳光——僅憑雄厚的資金背景，某些市場策略就能徹底淹沒競爭對手，讓技術與品質無處施展。 那麼，我們是左派嗎？絕非如此。左派的問題出在完全相反的極端。讓我們先暫且忽略共產主義中那種原始的破壞慾望。左派的做法只不過是刻意獎勵特定少數群體，完全不顧這些成員是否真正具備才華與能力。 事實上，唯才主義並非多麼高不可攀的空想，它本就是人類的天性；而左派與右派的思想，都是對這種天性的扭曲。我最喜歡的歷史案例，就是當年柏林愛樂樂團（Berliner Philharmoniker）採用的「盲選」（Blinded Auditions）。傳統上，音樂家被視為極度偏向男性的職業，男性樂手往往傾向於排斥女性樂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樂團採用了盲選制度——評審團不知道演奏者的身份，演奏者的技術完全僅憑實力（Merit）受審。這裡沒有為了達成特定女性樂手比例而設立的配額，一切完全憑實力說話。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這種制度反而顯得過時了？如果真正的平等是我們的目標，我們難道不應該在各行各業中都推行盲選機制嗎？ 為什麼唯才是用是人類的天性？因為它就是「天擇」（Natural Selection）——在沒有外界干預的情況下，由更優秀的人勝出。而左派與右派政治正在做的，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人擇」（Artificial Selection）。左派人為挑選被剝奪權利者、庸才、弱者、受害者、需要救濟者，以及永遠無法獨立自主的人；右派則人為挑選根深蒂固的貴族、資本家、精英、富豪、名校畢業生，以及單純繼承上一代財富的人。...

我們往往容易認為，從事光鮮體面職業的專業人士總是比較聰明；認為專家、科學家、醫師、律師等群體，無疑都是兼具智慧與才智的菁英。然而，在漫漫人生旅途裡，我們也會在各行各業的人群中，發現某些未曾有幸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身上，具備極為敏銳的生活與街頭智慧（street smarts）。但究竟誰才是真正聰明的人？ 面對這個問題，最先被提出的指標通常是智商（IQ）。然而，智商衡量的到底是什麼？智商所衡量的，恰恰只是該智力測驗「試圖測量」的特定項目。它是將抽象邏輯中常見的各種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sed）通用技能進行編碼與規則化的產物。測驗的具體項目、分數的編排與量化方式，全都是人為設計的結果；而且通常還包含語文理解部分，需要特定語言能力，這對某些人而言可能是種門檻。隨後，其難度與分數再透過某種預設機制進行校準。說到底，IQ 測出的只是其設計初衷所要探測的特定特質，絕非對智慧的天然測量。縱使它是發掘青年人才以接受菁英式栽培的實用工具，但在日常生活中卻很難真正派上用場——試想，當你遇到一位充滿生活實務智慧的人，難道你還得要求他去測個智商並告訴你分數嗎？ 第二種方式，是用十道涵蓋各領域的冷知識（trivia）題目來測試某人。確實，掌握艱澀的歷史或科學事實，會讓人聽起來博學多聞。但這個人究竟有多聰明？我們可以順著這個邏輯進一步推演：假設某人對跨領域的眾多知識擁有極佳的記憶力；若我們將知識的獲取視為樹狀圖結構——較深奧的知識以較淺顯的知識為先決條件，而淺顯的知識又以更基礎的知識為前提。因此在理論上，擁有豐厚累積知識的人，確實具備吸收新知的高起點優勢。然而，這並不能衡量其他個人特質，例如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換言之，在動盪或危急關頭，這位「知識累積者」到底能派上多少用場？畢竟坦白說，如果不是為了實際用途——例如評估是否該賦予其決策權——我們又何必去衡量一個人的智力呢？ 第三種方式，是衡量一個人掌握全新事物的速度。這基本上就是所謂的學習認知能力。若某人受過訓練，能以極快速度吸收新事物，他在發起新研究、探索未知領域或尋求工程解方上通常不成問題。這類人具備通用的問題解決能力，並能主動作為、應對挑戰。但這類型的短板在於：我們缺乏可靠的機制去識別這類人才，甚至缺乏按標準培養他們的體系。他們可能來自各行各業、擁有截然不同的背景；他們或許能迅速從完全陌生的知識領域中摸索入門，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擁有足夠的既有知識底蘊，能轉化出切實可行的優秀解方。 以上列舉了衡量智力的三種不同維度，這些都是非常具體的行為表現。其中是否有一種智力風格，更傾向於批判性思維？當我們面臨問題時，我們更傾向尋求誰的協助？在此，我們將這個開放性問題留給讀者自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