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25

我時常關注香港法律同業的動態。儘管得知部分香港律師已取得英國執業資格，然表面看來，香港法律界似乎尚未受到顯著衝擊。 猶記離開翁余阮律師事務所時，我曾向香港的舊同事探詢，公司營運是否受惠於「專才計劃」影響。畢竟，香港經濟曾受惠於中國大陸的發展。然而，他們卻淡淡地說道，如今專才來港已鮮少置產，現在那些專不問港府給予些許福利，日子恐更難熬。事務所的營運，也僅能勉強應付開銷。當然，又有多少人會在生意興隆之時，坦率地宣告自己荷包滿滿呢？然而，那些表面上的繁華景象，是否掩蓋了香港正在經歷的結構性轉變。 我對香港的印象仍停留在五年前的光景。雖知香港經濟不景氣，然2003年「沙士」疫情肆虐時，情況亦不遑多讓，但終究挺了過來。然而，如今的香港，似乎面臨著更深層次的困境。那時的危機，是突如其來的疫病，而現在，卻是緩慢而難以察覺的經濟侵蝕，以及對未來前景的迷茫。 直到近日，新一批申請 BNO 簽證抵達英國的港人，坦承自己曾是「藍絲」（親建制派）。他們過去或許深信，只要與北京保持一致，香港就能繼續繁榮。然而，在「香港已難以餬口」的現實逼迫下，他們不得不遠走他鄉。這群人多半從事商業活動，深信是學生和反政府陣營破壞了香港的經濟，只要俯首帖耳、安分守己，便能持續享受繁榮穩定。他們的經歷，正是一個諷刺的縮影，證明在政治高壓下，經濟繁榮終究只是空談。 疫情後所期盼的通關，並未帶來殷切期盼的自由行消費。過往，內地遊客的湧入曾是香港經濟的強心針，然而，隨著內地經濟的崛起和消費習慣的改變，香港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以前會留港消費的香港人移民了，就算留港，經濟稍寬裕者亦紛紛前往日韓旅遊。過往北上消費的港人雖依舊如是，然留守香港者卻選擇離開。這背後的原因，不僅僅是經濟考量，更是對香港政治前景的憂慮。 早前閱覽財經新聞，得知香港的律師收費位居全球之冠。我不禁思忖，或許香港的經濟並非真如傳聞般糟糕。各行各業的收費，應能一定程度地反映經濟水平。然而，隨後卻又看到不少香港零售業者叫苦連天，控訴中國大陸網購平台的傾銷策略，導致香港消費者不願至實體店面消費，倒閉者眾，降價求售者亦不在少數。看似消費者似是受惠，然這真的是香港的福祉嗎？ 這不禁讓我想起十餘年前，便有人一語道破的真相：所謂的「五十年不變」，實乃冀求中國大陸趕上香港的水平。然此目標從一開始便不切實際。以當時中國大陸十一億的人口，對比香港六百萬的人口，想要提升十一億人的生活水平何其困難？反之，拉低香港的水平顯然容易得多。而這，正是香港目前正在經歷的過程。 或許諸位認為，北京當局不願落人口實，接手香港後自當經營得有聲有色，方能彰顯其較英國更為卓越。抱持此種想法的人，或許對中國的理解不夠深刻。香港固然是中國走向國際的重要契機，但比起國際地位，北京更在乎的是其極權統治是否會受到威脅。回顧歷史，1989年的六四事件，便是一個血淋淋的教訓。為了維護政權穩定，中共可以毫不猶豫地犧牲經濟發展和國際形象。 因此，即便中國大陸經濟持續增長，最終仍須開放人民出國，方能在政治及經濟上有所平衡（試觀蘇聯、美國，當經濟發展至一定程度，國家不能僅依賴國內的自給自足，必須仰賴進出口貿易，方能達成經濟的持續發展與穩定）。然而，在極權統治下，經濟發展始終是服務於政治的工具。 當大家真切感受到「賤物鬥窮人」的窘境時，方才領悟通縮的真諦。物價雖跌，但薪資亦將隨時間遞減。大家看到國泰航空聘用大陸籍機師，應當警覺香港各行各業也將面臨大換血，香港人真正被殖民的進程，已在不知不覺間啟動。而事實上，這更意味著，香港的高薪時代恐將被大陸經濟所取代。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文化和和身份認同的衝擊。香港的獨特文化，曾經是吸引全球人才和投資的重要因素。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這種獨特性正逐漸消失。港式用語逐漸被取代，本土文化活動受到限制，甚至連粵語都面臨生存危機。 或許「藍絲」不相信一切皆有劇本，早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初，香港人的命運便已大致底定。他們或許認為，只要不觸碰政治紅線，就能繼續安穩度日。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個人的力量在時代洪流中顯得微不足道。只是，有遠見且有膽識力挽狂瀾者，始終是少數。或許最終，也未能阻止既定劇本的推進。他們對香港的認同，或許源於一種對經濟繁榮的依賴，卻未能意識到，真正的根基在於自由和法治。 要理解今日香港的困境，我們必須回溯歷史。香港在1967年暴動後，方才著重教育，例如推行更普及的教育和考試改革，試圖透過提升人民的質素來鞏固社會基礎。1967年的暴動，源於勞資糾紛和社會矛盾，但也反映了當時香港社會對殖民統治的不滿。港英政府意識到，要維持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發展，還需要提升人民的教育水平和社會福利。 當時的中方與英方官員皆是見多識廣之輩，他們心中各有盤算。英國希望在撤離香港後，仍能維持其在亞洲的影響力；而中共則渴望收回香港，向世界展示其崛起的力量。他們之間的博弈，決定了香港的未來走向。只是，香港的政界人士多半缺乏遠見，抱持著大中華情結。他們或許真心相信，香港可以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橋樑，卻忽略了在極權統治下，香港的獨特性終將被磨滅。香港從擺脫黑金政治到經濟起飛，僅僅歷經短短二三十年，教育與人民質素卻未能趕上經濟發展的腳步，以致社會對民主和自由的認知，未能充分鞏固，為日後的政治動盪埋下伏筆。例如，當時的教育體系，雖然注重知識傳授，卻較少培養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使得香港人在面對政治變局時，難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 這也導致了1997後成長的一代，在發現一切時已為時已晚。他們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成長，卻眼睜睜地看著香港的自由空間逐漸萎縮，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迫感。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正是這種壓迫感的集中爆發。然而，這些抗爭最終都未能改變香港的命運，反而加速了北京對香港的控制。 因此，僅有極少數的香港人想到向英國究責。他們或許認為，英國早已對香港撒手不管，向其問責也無濟於事。然而，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因為上一代香港人連自身國籍身份也搞不清，更不瞭解《中英聯合聲明》是中英兩國皆須承擔責任的文件。英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人權自由。然而，在香港的自由空間不斷萎縮、人權狀況日益惡化的今天，英國是否盡到了其應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