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身為律師，我明白這個平台上的朋友們期待看到豐富的法律資訊，或是關於我個人的專業推廣。然而，對於律師而言，最大的挑戰往往來自於自身的客戶。有人說我的形象過於自信，但若一個專業人士缺乏適當的自信，那便是虛偽，而這絕非我的風格。 回歸正題，儘管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在心理學界備受挑戰，但數十年來，將其應用於人類現實的簡單分析，仍然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今天，我想以此為切入點，探討香港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多次迷失方向的原因。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將人類需求劃分為由低至高的五個層次。首先是（1）生理需求，這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包含食物、飲水、睡眠、呼吸等。當這些需求難以滿足時，人們的全部精力都會集中於尋求溫飽，難以顧及其他。當生理需求得到滿足後，人們開始追求(2）安全需求，渴望安全、穩定、秩序，希望法律能保障權益，免受恐懼和焦慮的侵擾。這包括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工作保障、健康保障等等。在社會動盪或缺乏法律保障的環境中，安全需求往往成為人們最關心的議題。在安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滿足後，人們開始追求（3）社交需求，渴望愛、歸屬感、友情、親情等，希望能被接納、被愛、被尊重，並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更高一層的需求是（4）尊重需求，在社交需求得到滿足後，人們開始追求自尊、自信、成就、能力、獨立等，希望獲得別人的尊重和認可，並對自己有正面的評價。而位於金字塔頂端的是（5）自我實現需求，這是最高層次的需求，指的是充分發揮個人潛能、追求個人成長、實現人生價值的需求。自我實現者往往具有獨立、創造性、自主性等特質。 早前我曾提及，1960年代的香港仍然相當貧困，黑金時代直到1980年代才告終，全民教育則在1970年代才開始普及。香港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大約始於1970年代左右。若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套用於當時的香港，可以發現港人當時才剛滿足第一層——生理需求。要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我們必須回顧那段充滿挑戰的歷史。二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大量內地移民湧入，社會資源極度匱乏。1960年代，香港的經濟結構主要以輕工業為主，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基層市民的生活十分艱苦。當時，香港的貪污問題十分嚴重，警察、政府官員與黑社會勾結，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也就是所謂的「黑金時代」。 黑金時代對香港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首先，貪污風氣盛行，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市民對政府缺乏信任。其次，黑社會勢力坐大，社會治安惡化，市民生活在恐懼之中。此外，黑金交易也阻礙了經濟的健康發展，使資源無法得到合理的配置。在黑金時代，許多人為了生存，不得不鋌而走險，參與非法活動，這也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性。即使到了197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廉政公署成立打擊貪污，但黑金時代的影響仍然持續存在。當時社會的價值觀扭曲，許多人追求短期的物質利益，缺乏長遠的規劃和社會責任感。這也為日後香港社會的發展埋下了隱患。直到七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廉政公署成立並大力打擊貪污，政府也開始推動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港人才開始逐漸擺脫貧困和恐懼，追求更安穩的生活。 然而，在生活剛趨於安定之後不久，便迎來了中英談判，這無疑為剛開始滿足第二層——安全需求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不安與不穩定感。香港人開始擔心1997年後的生活會否改變，財產會否受到保障，自由會否被剝奪。在安全需求尚未於社會健康地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大家對於前途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也直接影響了社會的穩定發展。許多家庭開始計劃移民，將子女送到國外接受教育，以求在動盪的局勢中為自己和家人尋求一條出路。這正是對安全需求極度渴求的表現。 90年代，當香港人仍在追求生活安穩之際，中國大陸則以改革開放的姿態，用經濟發展的誘惑吸引著香港商人。對於那些賺到錢的人來說，財富意味著可以選擇移民到自己理想的國家，尋求更安全、更穩定的生活環境，至於宗主國或祖國，對他們而言只不過是一堆數字罷了。這種現象也側面反映出當時香港社會普遍缺乏安全感，人們更傾向於將個人利益放在首位。 因此，進入千禧年代，儘管社會已經穩定發展了一段時間，但香港是否真正發展到第三層——社交需求了呢？或許有人認為2003年的百萬人上街遊行是一種進步。然而，我們若回顧當時的社會背景，便會發現遊行的導火線是經濟政策導致樓價大跌，以及政府對SARS疫情處理不當。這再次證明，當社會經濟或公共安全受到威脅時，人們仍然會優先關注自身的安全需求，而難以進一步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 那麼，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呢？當建制派與泛民派壁壘分明，對香港人來說無疑是一場巨大的挑戰。在香港上一代沒有時間培養國際視野，年輕一代缺乏空間去認知中外歷史、了解左右政治意識形態、分析國際政治立場的情況下，他們便被迫面對獨裁政權藉由前民主政權遺留的工具，逐步剝奪自由的恐懼。時間、環境與局勢的限制，使得香港社會沒有足夠的時間成長，也讓社會在安全感的建立上，始終無法紮根。 2019年，香港人嘗試發起大三罷，但最終以失敗告終。許多人將失敗歸咎於缺乏工會的支持，因此無法像英美國家那樣成功地以罷工作為威脅。然而，事實上，在香港要發動罷工，並非一定要得到工會的支持。香港地域狹小，只要大家齊心協力，便能產生巨大的力量。但為何最終未能成功？或許正因為當時的社會氛圍仍然瀰漫著不安全感，許多人擔心罷工會影響自身的工作和收入，因此難以真正投入其中。更令人惋惜的是，長期處於不安全感的環境下，香港社會也難以建立成熟的人際關係。這也解釋了為何香港人常常被批評為喜歡內鬥，難以團結一致。當人們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往往會變得更加警惕和自我保護，難以建立信任和合作關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們更容易為了爭奪資源而產生衝突和矛盾，導致內鬥不斷。這也是停留在安全需求層次的一個顯著表現。 我想強調的是，大家不應對自身的政治常識過於苛求，認為自己一定要明白所有事情。事實上，回顧香港的歷史，我們都還未真正於安全需求的層次上安定下來，許多方面都還在學習與進步之中。最重要的是要抱持著向上提升的心態，才能走得更遠。 試想，即使在2019年，許多人仍未意識到《中英聯合聲明》中英國所扮演的角色，不了解BNO護照的用途不僅僅是旅行。上一代甚至仍然認為英國不會理會香港，因此才會向一個從未有過民主的政權爭取民主。這也反映出當時香港社會普遍缺乏對國際政治和自身權益的認知，仍然停留在對安全需求的擔憂之中。 然而，如今已是2025年，許多港人已移居英國這個民主國家，但他們卻仍然向一個從未有過民主的國家大聲呼籲制裁，而不是重新調整腳步，向民主前宗主國尋求問題的解答。那麼，究竟是制裁中國能夠幫助仍然留在香港的香港人，還是與英國溝通清楚其歷史責任，在英屬香港族群尚未完全消失之前，盡可能地維護香港族群及文化的完整性，才是更為實際的做法呢？我們唯有正視自身所處的階段，才能找尋到更適合香港的出路。 或許你會問，這一切與你又有何關係？親愛的讀者，如果我們認為世界不夠好，請不要忘記，你和我也有份參與塑造了這個世界。我們並不完美，也無人能夠完美。因此，這個世界也必然存在著諸多不完美。但這並非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努力。相反，我們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學習、反思、進步，盡可能地完善自我，同時也盡力去關懷和幫助身邊的人，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美好一點。唯有透過持續的學習與反思，我們才能突破自身局限，並共同構建一個更安全、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 正視過去，才能更好地展望未來。讓我們一起努力，超越安全感的束縛，以更成熟、更理性、更團結的姿態，共同構建一個更安全、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因為，一個更美好的香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共同參與，共同創造。...

BNO平權：法律、政治與人權交織的複雜棋局 上週六，十月四日，我們舉辦了一場具有特殊意義的商務聚會，榮幸地邀請到 James Onalaja 先生，一位具備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上庭資格的大律師。或許有人會疑惑，BNO平權運動看似與 ICC 毫無關聯，實則不然。平權的道路，是一張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牽動著法律、政治與人權等多重面向。我們邀請 Onalaja 先生，正是希望他能以更寬廣的視野，理解香港人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境。要理解這其中的關聯，我們首先需要認識 ICC 以及支撐它的 International...

https://news.stv.tv/east-central/bin-lorry-driver-who-killed-boy-cycling-to-school-given-unpaid-work 今日做live 時講過, 但為方便大家share, 再出一個文字post。 11 歲香港男孩2024年3月1日喺愛丁堡被後退中嘅垃圾車撞到當場死亡, 當事人司機認罪後被判133小時社會服務令及停牌12個月。呢單係一單令人傷心的新聞, 但呢兩日見各港人page 留言一大堆 「一條命值淨係值133個鐘?」、「一條命, 但監都唔駛住, 英國真係得啖笑」、「香港人撞死英人就坐監, 英國人撞死香港人就唔駛坐, 擺明歧視啦」、「香港人去到邊都係三等公民」。 雖然呢單新聞真係好慘, 但悲情還悲情,...

為 BNO 平權而設的眾籌已經正式啟動。正如我之前所說的，在憂慮來自中港政府和英國政府的壓力之外，更需要警惕來自香港同路人的雜音。 果然不出所料，眾籌才剛開始，其他一些香港人的組織就緊隨而至，仿佛如影隨形。或許是我多慮，但也有友好的組織對此感到不解。新聞媒體的職責，應該是鼓勵大眾訂閱自己的內容，而不是發起眾籌。從商業的角度來說，如果新聞平台想要開拓新的計劃，也沒有必要用眾籌這種方式，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需要這麼著急去做的。不過我也告訴我的團隊，這沒什麼關係，友好的組織明白我們在做什麼就可以了。行動，勝於空談。 更令人覺得可笑的是，竟然有人說：「短短兩日就籌到超過一萬英鎊，對於我們的社群來說，實在是太快了。有人懷疑，是不是有人自己捐錢，藉此提高可信度。」 或許，這些自詡能夠代表香港人的人，對於 BNO 平權在香港人心中的真正意義，其實並沒有真正理解。 平權的真諦，絕不僅僅是渴望得到一本完整的國籍護照，更是一種對歷史公義的呼喚。正如我之前所說的，在中英談判的時候，香港人沒有任何發言權，自己的命運完全無法掌握。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完全清楚，當年英國為什麼要對中國一再退讓。只有通過民間不斷的努力和懇切的訴求，才能夠促使英國政府正視過去的錯誤，還給香港人一個公正的交代。 我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候開始行動？因為我一直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那就是英國政府在香港事務上出現紕漏的時候。 過去的二十八年，英國政府一直努力地宣稱「一國兩制」運作良好。直到 2020 年《國安法》頒布之後，他們才知道再也無法自欺欺人，必須為自己歷史上簽署了一份沒有保障香港平民權益的聯合聲明負起責任，所以才推出了 BNO 簽證。BNO 簽證的政策不斷放寬，我們本來也沒有提出平權倡議的契機。直到工黨政府提出要修訂關於香港的引渡條例，英國再一次企圖出賣香港人的利益，這正是我們提醒英國政府正視歷史的時機，從香港被移交的始末緣由說起。 我為什麼選擇用法律途徑來爭取平權？因為法律是我擅長的領域。天地萬物，各有其職，芸芸眾生，各有所長。想要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就應該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裡，竭盡所能，這樣才能事半功倍。我不會發起街頭抗爭，並不是我不支持，而是我力有未逮。雖然我信奉佛教，但是也可以借用天主教的一句話：造物主創造萬物，使每個人都如此獨一無二，即使是科學家也無法完全解釋其中的奧妙。這就是造物主的偉大，讓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互相彌補不足。...